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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探源,先解决三个问题——王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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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0 17:32: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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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桃符,就是神荼、郁垒二神的名字,后来演变,由画像转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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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谁是最早的一副对联?一直都是众说纷纭。乃至二百余年来,由纪昀提出蜀后主“佳节—长春”一联“最古”的观点以来,联界依然争论。即便在两年前召开的“对联探源”学术研讨会上,也未能达成最终“共识”。
今年4到5月间,笔者就唐人《初学记》一书是否为“最早的联书”,曾与湖南潘玉先生在《中华楹联报》上予以争论;后来,北京彭一超先生又在此报发表《楹联考古学展望与蠡测》一文,再度引发对联史研究的关注。梳理前后所得,笔者以为,当前联界有必要就对联探源这个问题达成一些基本认识。而归结起来就要首先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凭什么说它是对联?第二,凭什么认定它是那个时代的对联?第三,如何看待对联的“史前阶段”?这三个问题,恰是“对联探源”的基本框架。
   
   (一)凭什么说它是对联?
凭什么说它是对联?这是对联探源最基本的前提。道理很简单,“最早的对联”它首先应是一副“对联”,其次才有必要去判断它是否最早。
1、符合格律
毫无疑问,对联首先是格律文学,所以在讨论什么样的文字是对联之时,就先要看它是否符合对联所要求的基本格律。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四个字:两行、对仗。
两行,是一条毋庸置疑的标准,而且最易于判断。但仅是两行字句相等的文字还不行,还要求它必须对仗。
众所周知,对联的立论基础是“对称论”。著名学者周汝昌认为,这是“我们这个宇宙中的诸般至美中的一个大关目,而华夏民族最能感受它,表现它,赞颂它,运用它。”在这种哲学观念的影响下,前人于文字创作中便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讲求“对称”,于是出现了对偶修辞。但从对偶到对联,中间还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即由对偶到对仗的经历。
对偶,讲究对称形式;而对仗,更注重实质的对称,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讲不讲平仄,但何为“平仄”?却要等到“四声”出现以后。也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没有四声,何谈平仄;没有平仄,何谈对仗;对仗都不知为何物,那怎么会在产生对联?因此,笔者赞同陆震纶先生《最佳楹联结构》一书的观点,认为四声的发现,奠定了格律文学的基础。如国学大师钱博基所说,“立骈文之鸿轨,启律诗之先路。”如果承认对联属于格律文学,讲究平仄对仗,那对联的产生就不太可能到四声发现之前。更准确地说,发现四声是产生对联的必要条件。
而四声是由沈约(公元441—513年)等人发现并首先运用的,我们便可将南北朝时齐武帝萧赜所在的永明元年(483年)看做是一个上限。因此,仅就格律来说,真正称得上“对联”的文字,不可能出现在这个时间点之前。
不过也有人疑惑,如果有前人并不明白平仄和四声是怎么回事,却也歪打误撞,创作出格律对仗的两行句子,那又该如何判断?我们只能说这是个巧合,而且历史推断也不能听信于巧合,我们需要在现有的认知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大多情况下能够认可的标准才行。况且,还有后面将要谈及的其他评判标准,他们综合起来,才使得早期的对联认定更为可信。正如余德泉教授所说,“对联是在人们已经有清楚的对仗与平仄的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
但有一点要知道,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对联由律诗发展而来。毫无疑问,对联格律的成熟,受到律诗格律的影响,并且律诗为对联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两者并非从属关系,他们应该都共同发端于四声影响下的“对仗文体”,这是对偶修辞成熟使用以后的必然产物,谁也不是谁的“附庸”。
2、独立文体
假设有文字吻合第一条“符合格律”的标准,也不能轻易断定它就是“对联”,这里还有一个历来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所发现的文字是否独立存在,是否是学术概念界定上的“独立文体”。
顾名思义,看对仗和对联二字可知,单纯的对仗并不算对联,它只有“联”,只有形成自己的主题思想并独立存在,才算得一副对联,所以大家才力推对联是一种独立的文体,因为它本身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特点。
如何来扑捉这些特点,首先,所发现的文字应该和其他文体没有明显关联,属于作者抒发主题的独立创作。如果仅是从某篇文章,或者某次对话,甚至某首诗词中寻章摘句,那就算不得“独立”,如此评定的“对联”,也失去了它做为一个独立文体的意义,我们又何必牵强附会地说,它是一副对联呢?
就目前众人提出的一些所谓最早对联的案例来看,强调“独立文体”这个标准十分重要。往往有人会从一篇旧文中,偶尔发现一个对仗句子,就拿来说是对联,直到最后第一手材料曝光,大家才知道是断章取义的结果。例如十分有名的所谓唐人李世民题晋祠的“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其实只是从诗中摘了一句,并非是真正的对联。再如刘孝绰与妹妹令娴的题句,初看刘孝绰的两句“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确实很像对联,但许多人却忽视了他妹妹后面续写的两句“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因为被“题之于门”,所以包括谭嗣同在内,都认为是对联之权舆,但如将前后两句连在一起就会发现,它整体就是一首诗,而这样你写两句,我再续写两句的写诗习惯,也并非刘氏兄妹首创,早在他们之前的汉代,就出现了“柏梁体”的联句诗,其实刘氏兄妹所作的,正是一首联句诗,说刘孝绰的题字是独立存在的对联文体,显然不太科学。
再来看孟昶的那幅联,确实符合“独立文体”这个标准,但因为春联的特殊性,又不得不提及对联起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桃符、春帖等民俗文字的盛行。
可以说,对联是由两支脉络共同促成的,一支是对仗格律,另一支则是讲究题字于门楹的桃符民俗。桃符上最早只有图案,后来发展成文字,再后来,因为对仗文体的流行,有人为了追求更美的表达效果,则在桃符,或是它的衍生物春帖、春胜等上书写了对仗句,这样贴出来,却也是“独立存在”,就无意间成了楹联的发端。包括孟昶的春联也是一样,最开始让别人写,他“以为不工”,不工,就是不够讲求文采,也不够骈俪好看。所以他自己动手换成了“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的对仗文体,却不想成了对联。
但凭此也不能断定凡是写在桃符或春帖等民俗物品上的对仗句就是对联,它还必须强调“单独写出”或是“单独表达”这个叠加条件。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再来看此前敦煌藏经洞里发现的文字,仅从书写格式上就可以看出,它们并非独立存在,而且互相关联,甚至合辙押韵,显然,这应该是立春时节民俗中要张贴的“春帖”的一种,不过可喜的是,它强调“书门左右”的习惯,却为桃符、春帖文字由楹联的转变,奠定了习俗基础。因为一旦兴起将春帖贴在门之左右的习俗,人们就会注意到左右对称的门,又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对称哲学”影响,就很容易想到只有在左右张贴对称的句子,才显得更加搭配,和谐美观,那时,有人能创作出贴在门上的对联,也就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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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符演变为春帖,有人喜题文字,其中对仗的,渐成对联。这是现藏故宫的清代春帖。
(二)凭什么认定它是那个时代的对联?
能够达到“符合格律”与“独立文体”这两个标准,我们就可以认定什么样的文字是对联。但关于对联探源,还涉及历史问题,则要再认定它产生的具体时间或时间段,才能比较是否是“最早的一副对联”。这里也有几个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1、以事实说话
因为是历史问题,我们要去认定它是否为历史遗物,可行而且唯一的办法就是以事实说话,即以较为可信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记载为依据。
著名楹联版本学家龚联寿先生提出,“叙述某种文学样式的纪事,采用某种文学样式的纪事材料,最佳方式应当以当朝或接近当朝的文献为宜。”这是历来史学界公认的观点,简单来说,最好引用的材料是“以宋证宋,以唐证唐,该是我们应当遵循的学术通则。”
以事实说话,就要耐得住寂寞,发现的材料也能经得起推敲。而不是急于寻找“最早的对联”,轻信不可靠的材料,甚至是曲解材料、编造材料。例如有人提出的所谓“江夏王李道宗题湖北灵泉寺一联”,许多人认定作者是唐朝江夏王李道宗。但后来经联友亲自查阅对联出处《灵泉志》原件才发现,原来记载的却是“江夏王道宗题寺门”的字样,再通过考证,发现真正的作者其实是“江夏,王道宗”,而不是“江夏王,(李)道宗”,因为对材料审视不严,出现了并不严谨的结论。
2、坚持“时间就近”原则
在以事实说话时,如不能达到“当朝实物论证当朝文字”的条件,那我们就应该坚持史学界推崇的“时间就近”原则,不要轻易凭借别人所说,甚至是道听途说来断定对联的时代。例如有人见到一部清人笔记中记载某联为晋人所作,就轻易相信,说发现了晋朝对联,显然是不科学的。试问,前后相隔都已数百年,我们从何相信这位清人的论述就一定可靠。同样,对于一副“晋朝对联”的论述,一般而言,唐代的材料肯定比明代材料更值得信赖。
遇到这类问题,可以采用刘太品先生提出的一个方法:“如果资料A引用更早年代的资料B的说法来证明某一命题,在资料B得到确证之前,我们更无法相信这一观点是资料B的观点,而只能作为资料A的观点来对待。”
3、不轻信孤证
如同史学研究一样,在对联探源过程中,我们同样不能轻信孤证。
因为探讨对联起源,其实就是在探讨对联的发展历史,本身属于历史学范畴,因此不能离开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来随意认定。对于某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确认,如果没有可靠的实物,不能以事实说话,我们至少应该找到有当事人或稍晚时代人的记载,而且不能是孤证。要知道有些证据,也会因各种原因,存在记述不准确的问题。甚至有些书籍流传至今,本身的真伪都是个问题。再来说孟昶那副春联,为何得到大多数人的信服,原因就是除了《楹联丛话》外,还有此前包括宋、元等朝的多部著作予以记载。以前,不少学者在选录观点时,有“孤证不录”的习惯,我们也应坚持这种治学精神。
著名网络联家时习之先生在所作《联史研究需要严谨的科学精神》一文中指出,现代社会的研究条件十分便利,但是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各方面的干扰因素却远甚前人,“如果联史研究者能够秉持严谨的科学精神,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就有望取得比前辈们更进一步的成就。”
胡适先生曾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此话用在对联探源中,尤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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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记》书成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唐玄宗说“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遂有此书。


(三)如何看待对联的“史前阶段”?
再解决前面两个问题之后,基本就可以认定所发现的文字是否为一副早期对联。但在现实的材料发掘中,我们还会遇到一些拿捏不准的文字,看上去两句对仗,有的甚至独立存在,但综合各方面条件,却不能断定它是否为一副对联。
例如刊行于唐朝开元年间的古书《初学记》。这本书的内容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叙事”,后面是“诗文”,而中间部分是“事对”,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它和对仗有关。在“事对”中,也的确存在着例如“转盖;倚杵”、“象盖;如笠”、“桓荣东向;王祥南面”等对偶句,但我们综合书中内容,再前后联系就可以看出来,它只是通过两个对偶词汇,为前面“叙事”和后面“诗文”拟定了一个提纲,或是关键词,这种体例很像后面人们所熟知的《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恰巧这些都是面对孩童的普及读物。它之所以采用对仗的句式来编书,其目的一是为了好看,二就是为了便于记忆。对于孩童来说,这种文体琅琅上口,读来印象深刻,所以自《初学记》以后,被历代广泛采用。我们如果综合前面谈到的几个标准去审视《初学记》里的这些“事对”文字,就会发现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联。在古代,这样的书被归为“类书”行列,笔者也收藏了不少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类书,内容大体相同。这种书本的盛行,其根本原因是为了在科举取士的情况下,便于初学者掌握辞藻,轻松应“对”。还有很多被作为写诗作赋的参考资料,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诗词对联创作手册”。所以,将这类书籍归为“对联书籍”尚可,而将其中的一些对偶词汇拿来当做“对联”则并不准确。
回过头来,再看这些“似对非对”的文字,我们也不能完全摒弃。因为对联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对偶到对联,估计也不是百十年能够完成的使命。在这其中,从对偶朝着对联,肯定会出现一些介于两者中间的文字,我们尽管不能把它看做是“最早的对联”,但也应该去关注和研究它们。陕西严海燕先生说得好,我们应该厘清对联与一般对偶句的区别。“有人说,中国的第一副对联在《诗经》和《周易》里,那无异于说,地球上第一个人在类人猿甚至在海洋里。”但但因为研究“人”,我们却也需要研究“类人猿”。这些文字之于对联的关系,正是它的“史前阶段”。
刘太品先生曾说,通篇对偶并讲求声律的骈文经魏晋南北朝至中唐,主导文坛五百年之久,而迅速崛起的近体诗,又把对仗的应用发挥到了极致,“对仗”这一对联的初级形态,在六朝至盛唐间被发挥到了极致。“对仗是对联最基本的要素,也是制定联与非联的最终标准。在对仗这一轴线上,联作的分布可分为三部分,一端是工对,中间是宽对,另一端是过渡到‘似对非对’。”所以,在对联探源中,我们应该给似对非对的“史前阶段”一个合理的地位,但也不应让“史前阶段”混淆主次。
陈子展先生在《谈到联语文学》一文中说,对联,是在社会的文化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才有的。这个“水准”,其实就包括笔者归纳总结的这三个问题,如果不能做到“符合格律”、“独立文体”的标准,不能坚持“以事实说话”、“时间就近“和“不轻信孤证”的原则,不敢说认定有误,但至少他的说服力会大打折扣。
    这些标准和原则,也并非笔者的个人见识,是在归纳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当然也有论证不够严密、表述不够准确的地方。此次撰成此文,正是希冀自彭一超先生《楹联考古学展望与蠡测》一文后,借助《中华楹联报》一叠芸刊,再度呼吁构建楹联史学的必要性。呼吁更多的有志之士能够参与进来,互切互磋,增进学识,为楹联学科贡献一己之力。是如彭先生所说,“了解楹联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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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3 18:34:03 | 显示全部楼层
家安这么好的东东为啥不早拿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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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4 11:46:39 | 显示全部楼层
学习,其实在他空间已经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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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6 19:26:24 | 显示全部楼层
哈哈,惭愧,要胖子帮忙贴来,下次我及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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