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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他山之石】 “邵雍击壤体的渊源与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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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8 22:31: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李懿秋水 于 2017-5-8 22:47 编辑

庭院无风花自飞——邵雍击壤体的渊源与体式


(来源:中华诗词网)






《伊川击壤集》中的诗篇载录了邵雍的思想、学术、志愿、情感与德行,是他的生平经历与人格风范的艺术化反映。从形式与内容方面来看,邵雍所创造的击壤体既确立了文人诗的种全新的体式规范,又凝聚了北宋时代的理学思潮,是儒门哲理诗的轴心体现。

击壤体的形成根基于唐宋之际由崇文到尚理的学术变迁、反朴还淳的士风变易和趋于平易朴实的文风走向。四库馆臣在《击壤集提要》中对此有清晰的辨析:“晁公武《读书志》云:‘雍邃于《易》数,歌诗盖其余事,亦颇切理。’案: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论宗;东方朔作《诫子》诗,始涉理路。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于是以论理为本,以修词为末,而诗格于是乎大变。此集其尤著者也。朱国桢《涌幢小品》曰:‘佛语衍为寒山诗,儒语衍为《击壤集》。此圣人平易近人、觉世唤醒之妙用。’是亦一说。然北宋自嘉祐以前,厌五季佻薄之弊,事事反朴还淳,其人品率以光明豁达为宗,其文章亦以平实坦易为主,故一时作者,往往衍长庆余风。王禹偁诗所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者是也。邵子之诗,其源亦出白居易。而晚年绝意世事,不复以文字为长。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脱然于诗法之外。”这是在全面把握中国古代哲理诗发展轨迹和北宋士风、文风的基础上,对《伊川击壤集》所作的归纳。尽管它对哲理诗的形成和演化过程的考察显得粗略而欠准确,但它对邵雍诗歌的体式特征、渊源和创作原则的总结平实公允,富有卓识。邵雍以哲人身份写作诗歌,着意塑造理学的精神文化结构,自觉充当道德文化的立法者和解释者,而无意于遵循传统诗歌规则。依据传统的诗学规则对他的诗歌作艺术判断只能斫伤击壤体的文化价值和个性价值。清代何一碧在《论诗》诗中吟道:“诗家说理常嫌腐,《击壤》歌谣宜另看。”其另眼相看的是《伊川击壤集》中有着自然景物刻画、风格清新活泼的诗篇。而这些诗歌往往在感性中寓有理性,在想象和知觉中寓有义理。如邵雍《暮春吟》:“林下居常睡起迟,那堪车马近来稀。春深昼永帘垂地,庭院无风花自飞。”诗人的从容静定气象从春日的大化流行中呈现出来。儒道两家在修身、养心问题上的总体思路是通过否定感性自我来实现精神超越,而邵雍则强调在个体生命的感性存在中实现内在超越。他认为修身是为了形体上求安,养心是为了心灵上求乐,他的《天人吟》说:“身安心乐,乃见天人。”天人合一的安乐境界就是邵雍所追求的道德化境。

四库馆臣认为击壤体源出于白居易。这是着眼于二者流畅浅切的语言风格而言的。其实,白诗的通俗晓畅,是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的结果。这和邵雍直据胸臆、伫兴而就的创作方式大异其趣。在这个时代,洛阳文人多以白居易为师法对象,但击壤体所体现的理学价值原则、重意识甚于重技巧的创作原则使得它不可能成为白体诗的承流接响。邵雍本人鸟瞰诗史,仅仅标举《诗经》为诗歌典范。他喜爱陶渊明诗文,主要是钦慕陶氏的人格。他在《读陶渊明归去来》中吟道:“归去来兮任我真,事虽成往意能新。何尝不遇如斯世,其那难逢似此人。近暮特嗟时翳翳,向荣还喜木欣欣。可怜六百余年外,复有闲人继后尘。”和陶渊明一样,邵雍的生活和人格紧密地交织在他的诗中。其诗歌风格与生活风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二者都以平易质朴为特征,都与人为矫饰相悖离。二人的诗都有一定的自传性,都有一种表现自我和得到理解的强烈愿望。由于本人的不断出场,诗人自身成了诗歌观照的主体,家园生活构成了重要的主题。他们那具有自我满足感的隐士形象及其特异的个性,主要是由自己的诗作塑造的。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说:“白沙虽宗《击壤》,源出柴桑。”指出陈献章诗歌与陶诗、邵诗间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也表明了陶诗与邵诗存在同中之异。击壤体有着突出的原创性,其体式固然和《诗经》相去甚远,其浅近的语言和陶诗的简古风格也不相同。其实,邵雍仰慕的是《诗经》的淑世精神和陶诗任真自适的意趣,而没有着力追仿《诗经》和陶诗的艺术形式。

击壤体的形成有一个演变、积淀的过程。宋初道教学者陈抟、种放和理学先驱石介等人的诗文对击壤体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

陈抟之诗虽学晚唐,但其洒脱的生活方式、旷达的隐逸情怀、朴素的道家诗风和体认大道的形而上的追求都为邵雍所继承。从诗歌的语言痕迹上看,邵雍诗句“珍重至人尝有语,落便宜是得便宜”用的是陈抟之语“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处,不可再去”;其《赠富公》所说“三朝为宰相,四水作闲人”,本于陈抟《辞上归进诗》“三峰千载客,四海一闲人”。从现在留存的陈抟《赠金励睡诗》二首等宣传道教内丹派理论的诗歌来看,他的诗吸收了寒山诗和王梵志诗的通俗性和哲理性,为击壤体以诗谈论心性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石介的四言体政论诗《庆历圣德诗》则对邵雍将四言诗用于议论说理起了示范作用。

玄言诗、佛禅诗所开辟的以理性思考和追求智慧为特色的境界,为击壤体打开了诗歌创作的理性空间。击壤体诗最显著的特点是义理蔚然。如邵雍《论诗吟》《谈诗吟》和《诗画吟》都是对《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这一段的演绎。《龙门道中作》说观物达理,泰然自处,是非荣辱不足为己累。《天意吟》言天道自然,人应当摒绝利欲之心,以求造圣人之极致。《极论》言人生天地间只有百年,必须反己以求。《首尾吟》中更大讲人若不为知诱物化,则私欲不得蔽其本心;凡事不可强为,当知所止;天理生生于中,虽贫亦乐,屈己下人,虽贵何用;并自述其种种放旷乐天、与物无竞之意。

如果仅从语言特点、艺术技巧的角度,不太容易看出魏晋玄言诗对击壤体的直接影响。只有从心灵生活的反映方式中搜求先后承续的关系,才能寻觅到两者间的联系脉络。和玄言诗人群体相似,邵雍也是在一种特定的思想方式里生活着。他和玄言诗人一样,对于形而上的追求和心性操持有着高度自觉和强烈热情,在诗歌中呈现出一种哲人姿态和理性主义倾向,并从心、性、情、志方面阐发生命的存在与意义。击壤体的本质规定在于它的理学精神,其基本特征是用诗歌来写心明理,观道体道,传达悟道明道之乐。

玄言诗常常在刹那感悟后进行深度思辨,提高了精神指向的标尺。这种运思方式与击壤体的“观物达理”基本上如出一辙,只是两者所要表现的内容和归宿不同。玄言诗标榜老庄的人生理想,而击壤体中的人格理想与生存智慧是孔孟之学、《周易》之学的诗化表现。击壤体的精神意脉是以“道”“理”和“心”为主导祈向,以“诚”“敬”与“静”为工夫进境。总之,玄言诗和击壤体都是心与理的反映,都具有知识化倾向,标志着中国人理性精神的发扬。不过,邵雍为了体现“道”的精神,将诗歌的哲理化倾向作了过度的发展,以至于清代吴乔《围炉诗话》说:“《击壤集》五七字为句之语录也。”李光地《榕村语录》说:“邵康节诗只好是劝世文,直头说尽,何不做一篇文字?”有人说中国古典诗学之精髓是一种哲学,这多少带有些比喻意义。如果说击壤体的主体内容是哲学,那就是一种事实的陈述。从积极面来看,邵雍《不肖吟》《君子吟》《小人吟》《争让吟》《把手吟》《乐物吟》《感事吟》《名利吟》《桃李吟》《绳水吟》这类诗作,把丰富的理学观念浓缩到简短而有节奏感的诗行中,产生歌咏以养性情的独特效应,实现训蒙教子、教化传道的基本功能,不失为一种浅显易懂、便于记诵的教育诗,用朱国桢《涌幢小品》中的话说就是“此圣人平易近人、觉世唤醒之妙用”。

玄言诗绝不是影响理学诗的孤立因素。随着诗人们的超脱意识从庄玄转向佛道,玄言诗的母胎中孕育出佛禅诗这种宗教话语形式。它与玄言诗并生共荣,并形成一种合力作用,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发展。

偈颂是佛禅诗的主要体式之一,击壤体是在形式上受偈颂影响最大的理学诗体。偈颂似诗非诗,韵或不韵,句式多样,包括五言、七言、三言、四言、六言、杂言,文白夹杂,雅俗兼具。邵雍《伊川击壤集》中的诗歌总体看来也是不拘长短,轻视声律,句子组织有一定的自由度,除占主导地位的五七言诗歌外,整饬有序的四言诗、六言诗也不少见,间杂有三言诗和杂言诗。三言诗如《阴阳吟》:“阳行一,阴行二。一主天,二主地。天行六,地行四。四主形,六主气。”杂言诗如《风霜吟》:“见风而靡者草也,见霜而陨者亦草也。见风而鸣者松也,见霜而凌者亦松也。见风而靡,见霜而伤,焉能为有,焉能为亡。”这些诗歌句式之破常示异,似文非文,明显乖违了标准诗歌语言的律式。借用郑梁《书定山诗钞》中的话说就是“阔海空天那见律,吟风弄月几同顽”。

“击壤体”铸词命意,畅所欲言,不就羁绁,用邵雍自己的话说就是“殊无纪律”(《击壤集》卷六《和赵充道秘丞见赠》),贬之者称为“俚赘之言”“诙谐之调”。在声韵上,击壤体大体能遵循叶韵的规则,但又不为韵部所拘,较少人工气。其散文化的表现之一是多用语助。邵雍《戊申自贻》说:“明夷用晦止于是,无妄生灾终奈何。”即用语助词构成对仗,颇有宋诗的生新特色。徐位山《志宁堂全稿》曰:“世称语助者七字:之、乎、者、也、矣、焉、哉,诗家所希用,尤律诗所禁用也。”但邵雍的律诗就无视这条禁律。如《初秋》说:“壮心都已矣,何事更装怀。”《闲坐吟》说:“当年计过之,今日事难随。”《访姚辅周郎中月陂西园》说:“朋游相得甚,何乐更如之。”钱锺书《谈艺录》将邵雍和白居易、李商隐、杜荀鹤、杨万里并列为近体作对中不肯蹈袭故常的五大名家。

击壤体作为一种近乎语体的全新诗歌体式,是在文化平民化、语言通俗化的文化大趋势中形成的,具有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基础和创作实践基础,体现了近世生活体验对古典审美理想的颠覆以及儒学复兴的精神气候对文学体式的选择作用。可以说,击壤体以其对典雅的传统诗歌的解构,给诗坛开辟了一块新领地,在文体改革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笔,预示着士大夫艺术与通俗文艺相融合的契机。比较起击壤体的文学价值来,其文学史价值更不容忽视。击壤体的启后效应不仅在于以其风月情怀、自然理趣引导着宋代以后哲理诗的走向,而且从击壤体中我们可以寻觅到贯穿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链条。击壤体的白话基因在现代白话文运动中从蛰伏状态被激活,与创新、革命等正面价值享有等价的关系,最终使得击壤体以白话诗的面目成为现代诗歌语言革命的远祖。





(本网讯   记者 张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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